在记者生活成长的湖南农村，农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。不过，更让人惊诧的变化是，这里已不再是记者曾经生活过的宁静淳朴的乡村了：盗贼公行，治安混乱；赌博、吸毒、嫖娼行处可见，金钱至上，人情淡薄；上不起学，看不起病，渠道失修，泵站废弃，道路破烂泥泞；森林破坏，水土流失，垃圾乱扔，污水横流……

　　农民的生活改善了，但却体会不到幸福和安宁。乡村究竟怎么了，其根本原因又在哪里？记者为此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专门调查。

　　小农经济格局无法凝聚社会力量

　　走进村庄，人们三三两两地在屋檐下晒太阳，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；屋子里则传来一阵阵麻将声。谈起农村的情况，大家觉得现在好多事情都没人管。

　　汨罗市长乐镇长新村九组农民周普水说道：“人民公社时候，政府什么都管，连田里种什么庄稼，什么时候出工都管，劳动所得也都归集体，农民做事没什么积极性，出工尽是磨洋工，日子越过越穷。包产到户后呢，各人种各人的田，各人赚各人的钱，收入是比以前多，人心却没以前齐。”农民陈正根说：“以前农闲时节，公社会组织大家兴修水利。现在渠道早就淤塞了，泵站上面居然盖起了房子，也没人管。水库的水根本就进不来，农忙时节我们只好打井，每亩地得多出一百元多的成本。”

　　记者跟一些乡镇干部和农民聊天，大家觉得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，的确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但生产单位基本上为一家一户，很少有大的农业生产联合体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还是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。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形式仅仅是把农民捆绑在一起劳动，组织原则、生产方式、技术手段乃至分配方式还相当落后，最重要的是没有跟市场衔接。

　　小农经济的格局阻碍社会分工的深化，使农民的人际交往仅仅限于邻里、亲戚之间。以前兴修水利、修桥补路等事情总有公社或大队在农闲时节组织大家一起来干，现在则找不到谁来组织。村组长更是没有人愿意当。长新村九组农民周志勤说：“组长吃亏不讨好，谁都不愿意当。开村民会议选举组长，大家都是你推我，我推你。有时候没办法，只好抓阄解决。”

　　更可怕的是，农民对社会公共组织非常陌生，有的甚至不知道谁是乡长，谁是村长。公民意识也相当缺乏，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，也不知道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益，同时，在对政策理解上存在“代沟”：八景乡智峰村新华组七十多岁的老农民、老党员徐方湖，对取消农业税这样多数农民拍手称快的政策却大惑不解：“自古以来，皇粮国税，天经地义是应该交的。我们不交税还能算中国公民吗？政府如果觉得农村困难，可以多给我们想一些增加收入的办法啊！现在的后生伢子连田都不愿意种，不交农业税正好如他们的愿，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，长期下去怎么得了啊！”

　　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，农村中坚力量流失

　　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，东南沿海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，而农村自包产到户后，大量劳动力剩余。为生计谋，农民们纷纷外出打工。湖南省汨罗市一带，40岁以下的农民绝大部分在外打工。长乐镇长新村九组有劳动力55人，其中30人在外打工，留下来的基本是40岁以上20岁以下的人。长新村九组喻国光四个子女都在广东打工，连孙子辈的也随父母在外地，只留老俩口守着一栋房子。天井乡长岭村八组李永年一个女儿出嫁，两个儿子在外打工；李永康一个女儿出嫁，一个儿子打工；李汉庭家同样如此，基本上子女都在外打工。用李永年的话说，“要是农村有事做，或者岳阳、汨罗能找到工作，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去打工啊，我们老俩口万一有个病痛，身边都没个人照顾。”

　　对此，接受记者采访的农民多数认为，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，第一，造成农村常住人口结构非常不合理，不仅老人无人照顾，也造成了大量儿童无人看管而流失。农民在外打工也许暂时能够改善家庭生活，但丧失了天伦之乐和长期发展的机会。第二，青壮年往往是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，对社会、家庭的稳定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，造成农村的公共事务乏人过问。农村中修桥补路等公益活动往往因人力财力匮乏而无法实施，村上负责人找上门来不是老人就是小孩，老人通常会推辞说“我儿子不在家，家里事情我做不了主。”小孩则茫然不知所对，村上事情往往因此而搁浅。

　　财政虚弱，乡镇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有心无力甚至也缺乏公信力

　　目前，乡镇一级财政虚弱，成了除东南沿海一带的一个普遍现象。乡镇财政不仅仅是虚弱，而且是负债财政。就汨罗市而言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市乡镇负债2.1亿元。其中新市镇负债1900万元、长乐镇负债1500万元、大荆镇负债1000万元、天井乡负债800万元、智峰乡负债200万元等，竟无不负债乡镇！乡镇干部每天为吃饭问题发愁，对地方公共事务往往是有心无力。

　　更为严重的是，因为乡镇债务大多来自民间举债，长期借债不还，使农民逐渐对乡镇干部失去信任，乡镇政府作为政府基层组织已逐渐丧失公信力。长乐镇一餐馆老板说：“乡镇干部来吃饭，打欠条可以，不能用镇政府名义，只能以他个人名义打欠条，而且我会跟他讲清楚，这是你个人欠我的钱，与政府无关。哪个领导都一样，哪怕是书记、镇长”。实际上农民情愿相信个人信誉，而不相信政府信用。

　　乡镇一级干部往往是三四十岁年富力强的年轻人，他们抱着一腔热情，很希望在乡镇干出一番事业来。但要想干出一点成绩，没有财力不行。所以乡长、镇长们只有想尽办法，跑省城、上北京，去伸手要钱，或者凭借个人信誉，继续向民间举债。两方面都没有办法的，则心灰意懒，千方百计调离乡镇。
　　公共权力缺失，黑势力乘虚而入

　　由于小农经济的落后，农村社会中坚力量的流失和乡镇财政的虚弱造成乡村公共权力缺失，在某种程度上给黑势力渗透乡村公共事务以可乘之机。

　　记者在农村调查时，农民们忧心忡忡地谈起在乡村债务纠纷和邻里矛盾中，由于乡镇政府不闻不问，一些社会上的二流子、烂仔乘机介入进来，他们纯粹以个人利益为目的，不问是非曲直，谁给他钱就给谁出面摆平麻烦事。地方上的老百姓因为斗不过他们，最后大多只能忍气吞声满足他们的要求。慢慢地，此类“替人了难”的事情就成了社会上那些二流子、烂仔们的生财之道。这些人甚至相互呼应、支援，俨然成了乡村社会一股令人不敢小瞧的势力。甚而发展成为欺行霸市，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团伙。

　　更为可怕的是，乡村基层组织有时候在某种场合不得不依靠他们的力量，而某些行为不端，心术不正的乡镇工作人员进而跟他们结合在一起，侵害农民的利益，变成他们横行无忌的保护伞。

　　日趋复杂的乡村，治理谁来担当责任？

　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，交通和通讯的迅猛发展，城乡日益融合，虽然在经济上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，但在生活娱乐方式上已经没有多大区别。以前封闭宁静的乡村已不复存在，各种丑恶愚昧现象纷纷出现。如地下“六合彩”、吸毒、“包二奶”等。农民可能物质生活比以前丰富了，但并没有感到幸福。记者在调查中，问及农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但不外乎如下答案：希望有个稳定的收入，希望老来有靠，希望治安稳定，希望农村的公共事务有人管，希望小孩学费别那么高等等。实际上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的环境，希望乡村治理真正走上轨道。

　　而乡村治理的混乱局面，谁来担当责任呢？

来源：中国农村研究网